去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一场北京国安的比赛，既是北京球迷的时尚，却也有着诸多麻烦。首先交通选择，自驾车你得提前两小时寻找泊位，地铁能让你体会到人群踊跃兴奋，但拥挤和脏乱比比皆是。若在鸟巢，现场体验更糟糕——鸟巢有个地铁站，逢大赛却必关闭，让人费解，这一站的设置不就是要疏散人群吗？管理者的意思，是让大家步行离场，这样至少球场里外不会太拥堵，根本没有谁考虑现场观众才是最应该得到服务的上帝。
大型球赛的组织与管理，既考验体育行业从业者，也对一座城市的规划、城市管理以及城市气质都提出挑战。同一时间，同一座城市里，能够进行多场比赛；而且还需要保证每一场都满座；此外每场比赛，不需要过多的警力与保安，赛后人流疏散都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做到，对于城市生活无甚影响。这样的场景，不仅北京的表现难令人满意，对许多体育产业比较成熟的国家也是一个棘手难题。
然而，最近伦敦就是一个例外。在英超新赛季开赛第一轮，这座城市表现出成熟的管理和容纳能力。
2012年8月18日格林威治时间下午3点，英超新赛季开赛第一轮，有四场比赛同时进行：阿森纳主场对阵桑德兰，酋长球场满座60078人；西汉姆联主场对阿斯顿维拉，厄普顿公园球场迎接铁锤帮回归英超赛季，34172人；，富勒姆主场对诺里奇，克拉文农场球场，25062人；女王公园巡游者主场对斯旺西，洛夫特斯球场，18072人。
这四座球场，分布在伦敦城北（酋长）、城东（厄普顿公园）、城西（洛夫特斯）和城西南（克拉文农场）。彼此之间距离最远者，是从城西洛夫特斯到城东厄普顿公园，24公里；最近者，在洛夫特斯和克拉文农场之间，不到5公里。如果套用北京城市环线概念的话，克拉文农场在二三环间，洛夫特斯在三四环间，酋长和厄普顿公园都在四五环之间。密集程度极高。
这座城市里还有相当于二三环之间的切尔西主场，斯坦福桥，41000人容量；相当于四五环之间的托特纳姆热刺主场，白鹿巷，36000多人容量。这6个英超俱乐部之外，在英冠、英甲、英乙三级职业联赛中，伦敦还有8个俱乐部。虽然俱乐部成就而言，伦敦无法比肩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座西北城市，但是俱乐部之高度密集、职业联赛足球对城市形成的辐射性影响，世界中心都市里，伦敦首屈一指。
这次英超新赛季揭幕的四场联赛，总共137384人到现场观战。如果以平均球票价格单场40英镑计算，那么这是在550万英镑上下的一笔直接收入。然而这四场联赛带来的经济效应，绝对不止于此——球迷到现场看球，还会有各种开销：球场周边的各种饮食、酒吧以及快餐；通向球场的交通费用，不论地铁、大巴、出租车、火车还是自行驾车的停车费、加油费；球场内的秩序册、俱乐部球迷专卖店的各种商品。13万人的人流，这些消费需求扩散出去的话，给这550万英镑，再加上一个零，恐怕也不为过。
几千万英镑的经济效应，围绕着这四场球赛展开，就仅仅发生在周末下午的三四个小时时段里。除却如此之大的人流、强大的购买力以及品牌传播力，球赛并未给城市秩序带来任何混乱，反倒给这样一座古老而时尚的世界中心城市，增添许多活力。
每个周末都在上演的职业联赛，带来的还不仅是经济消费，这同样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和平衡手段。每周都有一个固定时段，让大量人群走出家门、走出各自封闭的生活，在一个公开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群落，集体表白立场、宣泄情绪。根据很多社会学研究数据，这样一个职业联赛长期稳定运行的城市，犯罪率和社会不安定因素，都会得到良性调和。足球的综合性辐射功能，难以想像。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前期，滞胀社会积累的社会矛盾，足球流氓让球场变成恐怖所在，尤其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前期。足球看台上的暴力，和社会全方位衰退直接相关，导致了“希尔斯堡惨案”的发生——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市希尔斯堡体育场的利物浦对阵诺丁汉足总杯半决赛中，因为秩序混乱导致踩踏， 96人丧生，200多人受伤。这之后，英国集全社会之力来应对这个问题：首先是上两级联赛改造成全座席，避免了看台站席拥挤杂乱，其次是以最大警力并且配合国际刑警，来肃清有组织的足球流氓团体。在经济和社会整体转型完成的同时，不到十年时间，足球流氓在职业联赛中已经很难有立锥之地。
上周这四场英超联赛，还发生在奥运会结束不到一周时间内。整个伦敦，依旧沉浸在奥林匹克大Party的氛围当中。如果体育赛事也被当作一种消费品来对待的话，奥运结束之后，应该会有一段受众的“审美疲劳期”，短时间内很难对其他赛事产生强烈的兴趣。然而在伦敦，奥运不但没有影响足球的魅力，反倒激化了人们对足球新赛季的盼望和饥渴程度。
13万多人在同一时间看球，能够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内得以疏散，对城市正常生活不形成消极影响，在我看来，这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伦敦却能做到有条不紊，极大地吸收这些商业比赛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当然和伦敦运营这些职业足球联赛有着上百年的经验积累相关，但更和一个城市综合运转的秩序和管理体制相关。 |
